随着汉文的流行,书法艺术也传入西域。《文物》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12件《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书写笔势大多带有草隶的特点,有的已显示出楷书或行书的起笔、落笔趋势。这一书法特点正好与十六国时期书法开始从隶书向楷书、行书演变,而以草隶为主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说明内地书法艺术对西域的影响。
1965年在吐鲁番英吉沙古城遗址发现了《吴书·孙权传》残纸,经郭沫若先生考定,为西晋遗物[34],《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如此之快即在西域传播,既反映了当时内地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密切,也说明中原文化已在西域扎下了根。
(二)西域艺术传入内地
在中原文化传入西域的同时,西域的音乐、绘画、杂技、舞蹈等艺术也传入内地。
《隋书·音乐志》记载了十六国北朝时期传入内地的音乐,其中有后凉吕光灭龟兹时所得龟兹乐,有北魏初年传入中原的疏勒乐,有北周武帝时传入的康国乐等。1977年发掘的酒泉丁家闸五号墓西壁有一幅《燕居行乐图》壁画,绘有卧箜篌、琵琶、长笛、腰鼓等多种演奏乐器,既有汉族的,又有西域的,反映了当时汉族在举行音乐歌舞表演时,已兼用西域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