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进步的社会史观
皇甫谧认为，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朝代更替、国家兴衰，都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同时，人们创造历史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违背了客观规律，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不论是治国还是治家，不论是治大还是治小，都是如此。皇甫谧还认为，社会历史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从远古时期的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直到秦汉魏晋，朝代的更替正表明了社会的进步，完全不必厚古薄今。如果说，重人事的观点是皇甫谧之前的许多思想家都已提及的，那么，强调人们创造历史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强调一代胜于一代则是皇甫谧在历史观上高于其先人之处。
当然，皇甫谧也和封建社会中的许多唯物论者一样，他的唯物论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是不彻底的。例如，他在提出元气自然论的同时，有时又会加进一个非物质性的“德”，出现了二元论倾向；他虽然看到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但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致使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都不够彻底。尤其是在社会领域中，他一方面强调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提出天命的观点，认为历代王朝的兴衰盛亡都是天之历数，人世间的事总可以从上天显示的种种祥瑞灾异中得到预兆，似乎是天的意志决定人世的变化，从而给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抹上了一层浓郁的神学色彩，掉进了唯心史观的泥潭。皇甫谧这种矛盾的社会史观，有其深刻的根源，作为一名医生，他懂得治病绝不能靠上天显灵，必须尊重事实，对症下药，因此他重人事，强调遵循客观规律。作为一名儒学大师，他又深受东汉以来谶纬学说的影响，试图从祥瑞灾异中找到世间变化的预兆。因此，皇甫谧的社会史观与自然观相比，唯心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更明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