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这种立场，我们可以注意到三点事实。第一，穆勒把两种清楚分明的观念混淆了。其一是：所有的强制行为，虽然或许能借以防止比它本身更大的恶事，然而就它阻遏了人们的欲望而言，它却是不好的；而和强制行为相反的不干涉，虽然不是唯一的善，但是就它不阻遏人类欲望而言，它却是好的。这就是古典形式的“消极”自由的概念。另外一点是：人们应当设法发现真理，或者去发展穆勒赞同的那些性格类型——具有批判性、独创力、想象力、独立性、近乎奇僻的不妥协等；只有具备自由的条件，才能找到真理、才能培养这种性格。这两种观点都是自由主义的观点，但是它们并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关联，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经验性的关联。没有人会主张，在一个所有思想都被教条所压制的地方，真理和表达的自由，能够欣欣向荣。但是，诚如史蒂芬（James Stephen）在《自由、平等、博爱》（Liberty，Equality，Fraternity ）一书中，猛烈攻击穆勒时所主张的，历史的证据却显示：在苏格兰或英格兰的喀尔文派清教徒那种纪律严明的社群中或是在军队中，廉洁的品德，对真理的喜好、强烈的个人主义等，至少也和在比较宽容、比较冷漠的社会中，一样常见；这一见地若是属实，则穆勒所持人类才华的发挥，系以自由为必要条件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如果事实证明，穆勒的两个目标不能并存，他就要面临一个残酷的两难式，更不消说他的学说与严格的功利主义甚至与他自己那种较重视人性的功利主义，不相连贯，而产生的进一步困境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