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种认识，贺麟在战时较早提出“文化救亡论”，以为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危机说到底乃是文化的危机。中国目前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决不在于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或将中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而是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吸收、容纳西方文化的精华，提升和彰扬最具中国特色的儒家文化，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他在那篇有名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说：“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他还强调，在思想文化范围里，现代绝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新思想，如果和过去完全没有联系，便有如无泉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而这个“本”和“源”就是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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