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价值观念的变化,加速了社会风尚的演变。
“贵义贱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重要标尺,即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6]。它引导人们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和道义上的胜利,反对人们为满足自身的物质欲望去谋求“功”和“利”。物质欲望被视为低贱的、不道德的。程朱理学更公开鼓吹“去人欲,存天理”。到了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步发生变化,“今天下之人,唯利是趋,视仁义若土芥,不复顾惜”[57],“奢侈之念一萌,不得不重财而轻义,不能不徇欲而忘亲,是以近日所相矜翊者,礼义不如文章,文章不如爵位,爵位不如金钱”[58]。当时的思想家,进一步将人的物质欲望加以肯定。如王艮倡导“百姓日用即道”,认为“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59],安身首要的是生活上的安,是能吃饱穿暖。何心隐把人欲说成出于“性”,反对“绝欲”,主张“育欲”,“与百姓同欲”[60]。李贽明确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将人们的“私欲”、“物欲”乃至“好色”、“好货”视为“自然之理,必至之符”[61]。陈弟则公开倡言:“义即在利之中,道理即在财货之中”,唯有如此观察问题,“乃不流于虚,而天下、家乡受其益也”[62]。与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念相联系,工商业也日益受到重视,从而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提出了挑战。与农业相比,工商业资金周转较为迅速,获利较多,致富也较快。某些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一反“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主张工商皆本。庞尚鹏说:“民家常业,不离农商。”[63]张居正认为,“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强调“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64]。汪道昆也指出:“厉商则厉农,商利而农亦利”,农商要“交相重”[65]。赵南星则主张:“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66]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进一步发挥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