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制度，完全为便利贵族、官僚、世家大族而设，名义上规定占田最高额，实际成为占田最低额。他们得荫宗族，又得荫佃客，势力既大，负担极轻，岂有不事兼并的道理？强弩将军庞宗有田二百顷以上；刘友、山涛、司马睦、武陔各占官稻田；王戎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水碓三十余处，苍头（奴）八百余人，其他财物田宅数量相当。足见扩大田产并无限制。当时地广人稀，分给民户土地，本是可行，但按之事实，却不尽然。贵族、官僚各有大量佃客，如果人民平均分配土地，佃客从何而来？司马衷时，张方搜括京城官私奴婢，只有万余人，足见奴隶数量并不很多，贵族主要是靠佃客做剥削对象。魏晋惯例，用官牛耕官田，官得六分，民得四分，用私牛耕官田，官、民对分，如果人民分得土地，又何必耕种官田？两汉三十税一，叫作田赋，人出一算，叫作口赋，晋制似乎并田赋、口赋为一，所谓七十亩、五十亩，只是计算赋税的标准，并非一定实有此数（这种定田收租制度，到东晋末才废除）。东晋司马衍时田税每亩米三升，如果西晋也按三升取税，不论有田无田，每一户主纳米二斛一斗，丁男一斛五斗，这与不论是否养蚕，每户纳绢三匹，同一事例。司马炎曾借牛三万五千头给兖、豫两州人民，收谷以后，每头偿谷二百斛，得七百万斛。借官牛一头，能偿谷二百斛，那么，每户每年纳米五六斛（每户四五人），负担不算很重了。《晋书》食货志说当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民安居乐业。也许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