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欣：《风俗化政治与文学叙事魅惑——以“萧也牧批判”为个案的一种考察》，见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288～289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6.《红豆》或许是将爱情故事与宏大历史主题结合得最佳的一个案例。这同样是一个“鱼肉不可兼得”“大爱”与“小爱”戏剧性冲突的故事，但是，阅读这篇小说没有感到牵强附会、人为地“制造”悲剧的别扭感。我认为它提供的经验是：一、这篇小说以历史叙事为主，而且它选择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丧失政权外逃之际作为故事背景，这是一个个人命运与党派、家国命运关联最为直接、个人选择最关键的时刻，所谓“千钧系于一发”“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紧要关头。小说对这一历史现场的还原，使个人、阶级、国家命运被有机地交织在一起。
二、小说没有因为“大爱”的神圣性，而轻视、忽略“小爱”对于人生选择的分量。作品对江玫爱情心理的细腻刻画——对齐虹“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矛盾、抛弃爱情的艰难、割舍后的怀念，不但没有削弱她选择革命道路的神圣性，相反，由于这种选择“忠孝不能两全”的性质，由于伴随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丧失，其神圣性反被加强了。它证实了同期同类作品中较少出现的、一种“反常的”艺术经验：当“大爱”与“小爱”的冲突不可避免时，即一种悲剧情景发生时（依赖于作品对矛盾场景的设置及作者还原现场的能力，不能给人人为制造冲突、制造悲剧的感觉），依从了“大爱”的神圣化逻辑及价值取向，但同时对个人的丧失、对“小爱”的牺牲表示了真诚的、切实的痛惜与怀念。应该说，《红豆》在同期的文学创作中提供了一个在美学层面上思考革命伦理（个人与集体、感情与神圣信念之间的关系）较纯正的趣味——它的悲剧取向，即以悲剧的情感、悲剧的审美姿态处理悲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