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凭借“心力”去冲破封建的网罗，这反映了启蒙时期资产阶级锐意奋进的自信心，他从“心力”，引出了平等观念：
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帷其大也，又适以召队险。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谭嗣同全集》，第357页）
这已把佛学的平等与启蒙主义的平等混为一谈了，以至认为“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而自我安慰。
他对君权、对三纲五常的批判是激烈的，以“民本君末”来否定君权的神圣性：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巨，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仁学》）
三纲之摄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仁学））
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谕，畏若国宪而不敢议。暖乎！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 由是酷矣。独夫民贼， 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已故也。（《仁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