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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还在台湾的时候，往往应邀到各处做专题演讲。这次回台后，我便改变方式，将所谓专题演讲，改为朗诵自己的作品，且稍稍加以诠释。我发现，听众对后者的反应，远比对前者为热烈，因为专题演讲是理性的、泛论的，而自诵作品是感情的、个人的，更易引起人性的共鸣。
集体性的现代诗朗诵会，我自己曾经策划、主持过四五次，也曾多次参加过别人所举办的。自己所主持的几次，最成功的，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底在耕莘文教院举办的“第三次现代诗朗诵会”。那次的听众约有五百四五十人，其中颇有一些是旁立到终场的；参加朗诵的，除诗人们自己外，尚有教授、军官、神父及各大学学生，所诵语文包括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不过，台湾的诗朗诵，和海外的有一点不同。海外的诗朗诵，似乎绝少备有印刷品，供听众边听边看。在台湾，像这样的场合，无论是“现代艺术季”的发表会，台大学生主办的“现代诗交响乐”，或是我主持的“现代诗朗诵会”，往往备有作品的全份油印，让“听众”同时做“读者”。这一点差异意味着至少两件事。第一，中文的同音字远比西洋语文的同音字为多，要全赖耳朵去分辨，当然不如耳目并用那么方便。像“联合国”“青岛”“印象主义”等多音的名词，固然一听即懂，但遇上单音字，而上下文又不清楚时，听觉便不灵了。例如“事”的同音字，据一本《汉语词典》所列，便有三十六个之多。碰上“事”“四”不分的诵者，情形就更混乱了。英文自然也有同音字，唯一音之中，像sea和see，像be和bee等，也只有三两个字的重复而已。第二，美国的现代诗固然不好懂，但口语化的程度，以及节奏上的透明，似乎仍较台湾地区的现代诗宜于作听觉上的沟通。英文诗中的语言，虽历经华兹华斯、勃朗宁、霍普金斯、哈代、艾略特和意象派诸人的改革，似乎一直能保持一股活的传统。中国诗中的语言，“五四”以后呈现了一种剧变，以致今日现代诗的语言和唐宋诗的语言，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我觉得，叶芝的节奏，在宏富和流畅方面，去莎士比亚并不太远。而方莘和鲍照之间，则好像怎么样也连贯不起来。我曾将近作“凡有翅的”译成英文，夏菁看后，认为在语言上，英译比中文原文还好，读起来比较顺畅自然，且更响亮。之后在朗诵会上两者并诵，也有人与夏菁同感。我不敢说，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白话尚未充分成熟，或至少不及英语成熟。不过，我们的现代诗人还不很愿意，或尚不太敢于面对“听众”，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没有把握，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