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从各个方面推行重农政策，其结果是显见的。随着国家政治局面的日益安定，社会经济也得到恢复与发展。正如唐太宗所说： “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
贞观时期，要扭转社会凋弊的局面、克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有经过多年地不倦地努力，才慢慢地呈现繁荣的景况。
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的京畿之地，首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至贞观三、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如魏徵指出，从伊、洛以东，直至泰山，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荒凉状况。旧史称： “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这显然是言过其实的。当时山东地区尚未富庶，然而，社会秩序已趋安定，农业生产日益复苏，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贞观六、七年是关键的年份。这两年，风顺雨调，连续丰稔。广大的山东地区改变了昔日残破的面貌： “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七年，唐太宗面对“海内康宁”的显赫政绩，回想起从前那场关于“理政得失”的辩论，风趣地说： “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见之。”封德彝死于贞观元年六月，倘若健在的话，不知会有何等的感想!历史事实证明， “败乱国家”者不是魏徵，而“不识时务”者却是封德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