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文强接到毛人凤的电报，促速飞渝。
文强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去到重庆的。
戴笠于他，可以说是有“知遇之恩”。
文强是在受到中共党内左倾路线错误处理，又遭到湖南地方军阀势力威胁后，才偶然与戴笠相识并在其手下工作的。戴笠对他，不但不要求“交待”中共组织情况或对参加中共革命的历史进行“悔过”，而且大胆放手任用，充分用其所长。文强在92岁高龄时忆及戴笠之死，还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事实确实如此。戴笠自己的军衔还只是少将时，就已保荐文强升到了中将。
由此可见，尽管历来对戴笠的评价毁多誉少，但对于这样一个复杂而重要的历史人物，是不应简单片面甚至漫画式地看待的。
军统局元老唐纵在得知戴笠失事消息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对戴笠的评价，除去“英明果断，机智过人，勇于任事，不辞劳怨”一类褒扬之语外，还有“约束部下森严可畏”，“在生活方面待人过严，待己过宽”的批评。而戴笠对文强却似乎并无“森严”或“过严”的态度。从他与文强的关系看，他的用人之道，还是有高明之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