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马克思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予以揭露以来，人文科学中已发生的这种专业化和分化并非没有意义。人类知识的总体不再像马克思的时代那样，同时从内部和外部（既作为一种现实性，又作为一种可能性），以批判的和描述的方式来概括。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赞成社会科学的这种肢解。它助长了我们对总体性的遗忘：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人类成果的总体性。当然，人类现实逐渐地变得更加复杂，并且这种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乃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打碎的总体性，这些碎片若是没有陷入冲突，就会相互对立，有时候相互分裂——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世界”、不发达“世界”，多样的文化、各异的国家形式。甚至已经表明，“世界”和“世界范围”将取代总体性的概念来指称已达到整个星球范围的技术扩张。在这样的术语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时候，知识的统一性和现实的总体特征仍然是社会科学中必不可少的假设。因此，一方面，承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种家庭的社会学，城市和农村的社会学，群体、阶级以及整个社会的社会学，知识的社会学，国家的社会学等等，成为可能。并且，这种承认可以在这样一种层次上的分析和解释中进行，它不会侵害其他科学的权力——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人口统计学、心理学。另一方面，继续马克思的努力也成为可能，从《资本论》（包括其方法）出发，探索所谓“现代”社会的发生，探索它的碎片化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