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仁宗时开始接受中原科举制度，设进士科，策试举人。各科考试均以儒学经义为主要内容。人庆四年（1147年），西夏又创立唱名取士法，设童子科。于是，西夏儒学教育与科举取士相依存，“学校列于郡邑，设进士科以取士”[32]，进一步确立了儒学教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人庆五年（1148年），又建内学，选名儒主持教授。天盛十二年（1160年），又设立翰林学士院，使儒学教育在西夏中、后期进入昌盛时期。伴随着西夏封建化的进程，儒学教育融入了西夏文化之中，成为西夏思想统治的一大精神支柱。
由于资料的匮乏，只能勾画出西夏学校教育的概貌。但从有限史料可证明，西夏的中央和地方教育和行政制度都比较单纯，文教机构很少；学校中汉族生员极少，也可能几乎没有；科举取士可能是专为蕃学特设的考试用人制度，“国中由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33]。但在科举进士的具体情况和每次所进人数方面，都不甚清楚。
第四节 元代的教育与科举制度
一、元代的学校制度
元代的统治者重视兴建学校以培养统治人才，学校的设立因民族畛城关系而有其特色。
元朝在京师设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三种，属中央官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