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其实在今天也绝非一两个特例，在我们的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都有过。只是，过去分肥诈财往往限于国家机关，而且往往限于查出事情之后，现在则被曾锦春和穆新成们扩大到了企业家头上，国企也就罢了，事实上连民企老板也逃不脱，有事没事都得交保护费，或者叫免伤害费。
这种监察权分肥的现象，是古代政治权力制衡的一个难题。不找人看着吧，地方官难免胡作非为，找人看着吧，聪明人之间很快会达成妥协，看人的人也想明白了，与其费力看着，不如利用这权力分享好处。一个得到安全，一个得到好处，皆大欢喜。
古代人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一是不定期派出密查人员，下去当特务；二是定期轮换地方监察官，趁双方还不熟悉，来不及达成协议，就换人了；三是利用地方乡绅反制，为流动监察官提供信息。但都不十分有效，或者不总是有效。每个王朝的官僚机构，到了一定时候就会锈蚀失灵。
其实，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官僚机构，基本上是一个封闭体系，行政也好，监察也好，无非是这个封闭体系中的两个部分。只要这个体系是封闭的，那么两者可以互相制约，也可以互相勾结，而制约的成本，对彼此来说，要大于勾结，所以理性选择的结果，自然是趋向于互相勾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