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首先是一种片面的工业主义的一切不良后果的现象。谁把工具文明当作器官生成的完善,自然就必定希望工业主义能无限制地发展。工业主义带来的一切对生活的迫害,比如女工、童工、家庭的解体趋势、大城市的形成以及因居住条件带来的有害健康的后果;因技艺过程产生的毒气而造成的对整个(工作)职业生命力的结构性破坏、人在机器使用活动中的专门化(直至变成一颗齿轮)、联姻甚至生育机缘同财富和金钱(与生命力质量不相关)的联系日益紧密、民族统一的解体,都将或多或少被视为“暂时的损害”——工业主义再一次更大的增长,就会消除这种损害。斯宾塞为带来严峻而惊人的不良后果的工业主义辩护的方法,就是一例。
如果可以消除这一根本错误,情形就完全不同!那时,工业主义的每一次推进不是没有条件限制的,这种推进只当在并非长久地损害生命价值的条件下,才有充分的价值。那时,人们比如就会说:维护种族的和种族中群体的健康,维护其充沛的活力和富有生命力价值的“高贵”品质及力量,相对于他们的有效益贡献而言,本身便是一种自身价值,即使工业的发展速度会因而受到影响,这值得首先加以考虑。民族和家庭的统一需要维护和支持,哪怕这已被证实会减慢工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速度。当不按为生产日用品和享用品的贡献大小,而首先依历史政治的意义(为建设和维持在民族中富有生命价值的统治关系而具有的意义)的大小,来分配财富和荣誉,民族解体后形成的集团应该获得一种优待。同工业和商业相比,农业是一种自身价值更为丰富的活动;由于农业给人带来一种更健康、同等利用一切力量的生活方式,值得继续发展、促进农业;又由于农业能使国家在不依赖外国的条件下保待统一,即使工业化过程中的进步纯粹以经济观点看确实更具价值,也依然应当维护农业。保存动物种类、植物种类、森林、风景胜地,使之免遭工业主义之害,不受其摧残,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