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乎所有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文字中，这可以被看作最精彩的一篇。它首先肯定：不论编年、纪传，只要做到“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都可以成为良史。这就比一般参加辩难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它还提出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缺点和司马迁“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创立纪传体的合理性。它最后强调了不懂得继承创新，只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总之，这一篇文章，是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种看法，认为编年、纪传各有得失，不可偏废。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南朝梁人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写道：“观夫《左传》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范文澜作《文心雕龙注》，于此句下注曰：“《左传》为编年之始，《史记》为纪传之祖，二体各有短长，不可偏废。《史通》本彦和（刘勰字彦和）此意，作《二体》篇，可备参证。”刘知幾撰《史通》，作《二体》篇置于《六家》篇之后，足见他对史书体裁的重视。他不赞成编年、纪传“惟此二家，各相矜尚”的做法，主张“辨其利害”，以便使治史者有所遵循。他认为编年体的长处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它的短处是：其记述人物时，“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他认为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它的短处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刘知幾的这些话，是分别针对《左传》和《史记》说的。他的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因此，他主张编年、纪传“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刘知幾的这些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比起前两种看法来说，确有高屋建瓴之势，因而也就跳出了“唯守一家”的窠臼。这反映了刘知幾的卓识。《二体》篇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在史书体裁的创新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所谓“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的看法，甚至反映了作者认识上的狭隘。不过刘知幾所撰《史通》一书本身，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史评，这是应当受到重视的。史评体史书所记内容并不是史事本身，而是对史事的评论，或是对史书及史学的评论，《史通》是属于后一种史评。这一点，本文下面还要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