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神
尽管以《大诰》强行规范和推行了社会设计，但朱元璋也深知，光靠一时“民众运动”并不能持续久远，关键还得靠相应的制度体系运作来维持保障。这两件事情可以视为互为因果，即为了建立他理想中的社会形态制度，必须掀起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民众运动；而大规模民众运动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建立一套与元代形态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
朱元璋于此深谋远虑。他曾认真总结元朝政权倾覆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礼仪不修，“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使天下骚动。”就连元末各股义军队伍的先后失败，他认为也是由于“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所以初登吴王之位，便把“制礼”作为要务，告谕群臣说：
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民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60］
洪武二年（1369）八月，明太祖以“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敕中书省传令全国各地举荐“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礼送至京，参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于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刘于、周子谅、胡行筒、刘余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入局参修礼书。［61］这些白衣秀士大多出于江南理学重镇，而宋濂却未能参与修礼大典。罗仲辉于此曾有详尽考订，可以参看。［62］
